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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亥年是哪一年

膳夫山鼎曆日改写西周元年历史

导读摘要：此文直接了司马迁的”元年”说，将改写中国历史。通过膳夫山鼎曆日的推求校真，得以证实，周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；西周行年数为三年，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。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曆点的话，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”元年”。

关键词：元年，膳夫山鼎，铜铭曆日，周厉王，奔彘年，前841年，共伯和，三正，金文断代，月相，岁首，年首

㝬簋，亦称厉王簋

周厉王及的纪年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。史家有关周厉王在位年数及行政的相关问题，历来颇多争议，至今未有定论。厉王在位年数，《史记•周本纪》为三十七年，而《卫世家》、今本《竹书纪年》均不足三十年。

所谓”元年”的””二字，司马迁认其为周公、召公相与行政之义，今之史家均已不认同其说。但目前史学界对元年是前841年的说法，还是普遍认同的。

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《最初可纪之年代》一文中说：”若采最谨严的态度，当宗《史记》，以西周之元年（注：庚申）为断，其年当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。”

稍微学过点历史的人，应该都记得前841这个特殊的年份，从这一年开始，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，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整理。有人提出，”元年即公元前841年”这个历史年代概念是怎么来的？根据何在？却似乎一直没有人探究过，令人费解。

其实不难理解，《史记•十二诸侯年表》载明周宣王元年为甲戌年，以西历纪年上推，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为西纪前八百二十七年。而司马迁年表记有十四年，元年干支在庚申，则上推”元年即公元前841年”是正确无疑的。

1904年，在《安徽俗话报》上发表《十四年》，将“周召”界定为“贵族”

问题在于，在汉之前的典籍中，”元年”这个概念仅见于《史记》，可以说是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言说。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反映出并不单独纪年，这就对司马迁的十四年说，以及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。

由《竹书纪年》及出土铜铭（至今尚未发现带年号者）来看，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，并未废止。由此引发的问题，是《史记》中言之凿凿的纪年，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，至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纪年器。

之事，按《史记》的说法是，在周厉王专利山泽之后，国人，厉王出奔于彘，然后有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号曰””。十四年，厉王死于彘。太子静长於召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宣王即位，二相辅之，脩政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风，诸侯复宗周。这个历史叙事，相信为大多数人熟知。但是从目前的史学研究和考古证据来看，所谓行政并不是召公、周公的”二相行政”。

最早把这个问题搅浑的记录是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的竹书纪年，竹书纪年称：

十三年，王在彘，共伯和摄行事（原注：号为。）

此说不光存于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，亦见于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佚文中。这就提供了另一个完全迥异的历史叙事，所谓””并不是”二相行政”而是指共伯和执政。《竹书纪年》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官修史书，时代比司马迁更接近西周晚期，所以这一则与《史记》完全不同的记录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视。

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已经散佚，今辑校本《纪年》不以单独纪年，而是列入厉王的纪年内，这点是清楚的。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”十四年，大旱，火焚其屋，伯和篡位”云云一条，而出自《太平御览》卷897所引”史记”，未必是古本《纪年》本文，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”《史记》无此文，当出《纪年》”。

司马迁

今本《纪年》则明确无疑地不以纪年，而以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，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。李仲操先生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23年，是竹书参考了鲁国世系修正了鲁历公的年数，增加了2年，却把鲁献公的年数错减去了11年。故推至元年，发现周、鲁年数相差11年，而以下的历史纪年已成定论，无法更改，故竹书从厉王奔彘前23年中减去11年,使前的厉王年数变为十二年。（具体见李仲操《周厉王年数释疑》一文）

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，哲非常认可。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，势必参考了《史记》等文献。但要指出的是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或是26年，这三年的差值于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的错断。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，并不是死于十九年。故《竹书纪年》所推，自周穆王以下，龚、懿、夷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经错位了三年。

由此为基点分析，今古本《纪年》所推所记厉王年数盖皆为二十六年。不过因受《史记》十四年说的影响，今本竹书将厉王奔彘前年数移位错订为十二年，将厉王元年误系为戊申年（西曆前853年）。如果我们将厉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数，加上司马迁误说的十四年数，则周厉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（含共伯和干政），概有四十年。这就合了《周本纪》厉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。

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元年下，记这年当卫厘侯之十四年。参考《卫世家》：”顷侯厚赂周夷王，夷王命卫为侯。顷侯立十二年卒，子厘侯立。厘侯十三年，周厉王出奔于彘，行政焉。二，周宣王立。”卫顷侯元年至卫厘侯十三年（厉王奔彘年）共计二十五年，这其中周夷王年数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。按常理，顷侯得立后方能厚赂周夷王，那么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下限为十三年，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。这和史马迁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就产生了龃龉。

竹书纪年

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这一年份应有来由，它当是汉初尚传的厉王在位年数。从《史记》相关记载可以看出，司马迁并不认为厉王奔彘后年份于周厉王在位年数。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谓：”按厉王在位之年，汉初已无可考，故史公作表断自。而据《本纪》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，五十一年崩，后人皆从之。”

然厉王在位年数加奔彘后年数长达五十一年是值得怀疑的。我们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，则厉宣父子在位总年数长达九十六年，这是超乎常理的。夏含夷先生质疑认为：”父子相袭，按照常理，父在位长，则子在位就短；子在位长，则父在位就短。”夏先生的这个推说虽然也会存在例外，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司马迁《史记》厉王奔彘时，国人围召公家索太子静。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，太子竟得脱。”太子静长于召公家，二相乃共立之为王，是为宣王。”

但这事经不起推敲。如果厉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，则太子静应已成年。然依史记所言，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，此一不也。

十四年的时间，从年幼到，男子相貌变化是很大的。召公立太子静，则国人能不疑乎？此二不也。

出土㝬簋表明，厉王是个愿意有所作为的，文献金文都记载了厉王曾亲自征伐鄂侯、南淮夷之叛，且北抗犬戎的袭扰，表明了周厉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，共伯和干政长达十四年，周厉王能安心流彘乎？此三不也。

召公谏言周厉王

行政和周公摄政虽然有点类似，但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。西周奉行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，父在子不得继位。天无二王，厉王奔彘后，尚在世则宣王不得立（不管长幼）。但天又不可无主，于是畿内贵族就推举了共伯和摄政。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权宜之计，史官记录必然还是以厉王为纪年。

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践祚，故周初确实存在过周公摄政纪年，传统文献和出土铜铭及《竹书纪年》隐约有类似的记载。司马迁或许是参考了周初的情形，才认定厉王奔彘后不在王位，故把厉王三十七年全当做了奔彘前年数。

但凡司马迁能反自检下其所著”卫世家”篇，当能自省其所断之误。所谓”元年”、”周召二相”、”年数长达十四年”说，皆出自司马谈、迁父子的一家之言。传统文献、出土战国竹简、青铜铭文等材料都不支持这类说法，那么有理由相信，元年应该是司马迁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个曆点而已，他取的就是厉王奔彘后一年。

今学者多认为，周厉王在位年数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内的三十七年。如果司马迁”厉王三十七年奔彘”说确有所据，那么可以推论厉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还应再多加数年，这个数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数。司马迁认为有十四年，所以他以宣王元年（甲戌）上推，得出了元年曆点在庚申年（前841年）。

问题在于，司马迁何以认定有十四年之久？遍查先秦两汉文献，皆找不到出处。今古本《竹书》中倒有类似说辞，但哲以为，那是西晋学者参考了史记而作的整理，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。那么，司马迁所自定”元年”曆点的正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。

14年与厉王的37年是该并存接续还是合并，这个问题我看司马迁当时也搞不清楚了，所以陈梦家先生说：”此说史公亦不自信，故其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不始于厉王。”哲以为，厉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静得立，相距时间可能没十四年之久。这个年数超过了孝王、夷王、幽王的在位年数，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。

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，没资格重建元年，所以共伯和即使执政，颁布的历法纪年应该依然是周厉王纪年，而不应该是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。也就是说，共伯和执政的头一年就不可能是”唯王元年”，至于是周厉王几年，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学术难题。

清华楚简《系年》

2008年，清华大学入一批战国楚简，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为《系年》的简书应为楚国官修史书，其中记载的”共伯和代行执政”与《竹年》完全一致。以此可见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在 “周召二相”这点上，确实错了。既然”周召二相说”确定是错误的，那么司马迁所定的元年曆点也存在错误的可能。

孤证不立，而另一条历史记录更为哲的这个判断增添了新的证据，也表明司马迁的十四年说并非空穴来风。司马迁可能见过这类相似的材料，但遗憾的是，可能他错解了史料，也可能是误信了。这一条，楚简《系年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至于厲王，厲王大瘧于周，卿李（士）、諸正、萬民弗忍于厥心，乃歸厲王于彘，共伯和立。十又四年，厲王生宣王。宣王即位，共伯和歸于宋（宗）。

这就很清楚了，在战国时楚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，所谓””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时期。青铜器铭文与魏国、楚国的官修史书同样将””指向了”共伯和摄政”，虽然仍然无法完全否认掉史记的记录，但是也足够有说服力了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此条记录中，”十又四年，厲王生宣王。”今人多认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证据，可佐证史公的的说法是正确的。但哲以为不然。从文意上理解，此”十又四年”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数，而是指周厉王十四年生宣王，是史官对太子静生年的解释。

假如理解为共伯和当政十又四年，厲王始生宣王。宣王得立岂非在襁褓之中，那是绝无可能的，文献并不支持。今人有这样的误读，哲相信古会存在。这就能解释司马迁公为何不定元年为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而偏偏是十四年。

相信战国时楚地流传的这则史料到了司马迁年代，或口头，或文字，一定还有所传续。只是有可能错讹为年数有十四年之久，司马迁采信了这个说法，故才有了”元年”曆点的错误推算。

国人西周

那么所谓的”元年”曆点，也就是说，周厉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体在哪一年呢？出土青铜器膳夫山鼎铭文或许能告知我们答案。

膳夫山鼎，通高45、口径42、腹深21厘米，重28.1公斤。前在陕西永寿县好畤河出土，现陕西历史博物馆。立耳圜底蹄足，口沿下饰重环纹及弦纹一道。铸铭文121字（其中重文2）。

铭文释文：隹（唯）卅又（有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，王才（在）周，各（格）图室。南宫乎入右譱（佑膳）夫山，入门立中廷，北卿（向）。王乎（呼）史□令（命）山，王曰：”山，令女（命汝）官（司饮）献人于□，用乍（作宪）司贮，（毋敢）不善；易女（锡汝）玄衣、黹屯（纯）、赤巿（韨）、朱黄（衡）、（銮）旗。”山拜稽首，受册，佩（以）出，反入堇章（返纳瑾璋）。山（敢）对（扬）休令（命），用乍（作）朕皇考吊（叔）硕父（尊）鼎，用（祈）匃眉寿，□□（绰绾）永令（命）霝冬（灵终）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

膳夫山鼎拓片

该鼎铭文首句载曆日词语，其中年、月、日干支月相俱全，且为长篇记事铭文，纪年又是三十七年，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更高的一例。该件高纪年器物年代的确定，对于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但其确切年代问题一直有所争论，至今亦无定论，主要有夷、厉、宣三种说法。

陈梦家、日本学者白川静持夷王说，他们是将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对比，认为其属于夷王时器。据哲考证，周夷王在位年数仅有九年，毛公鼎的命书年代确实在周夷王元年，但铸造或在厉王初年。故是说可以排除。

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朱捷元、黑光二位先生详细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、纪年、铭文内容及书体，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为参照，认为该鼎铸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。虽然其后的刘启益、王世民也信从此说，但对学界的影响不大。

有影响的主要是李学勤先生力主的厉王说。据李学勤先生研究，从如下五方面考虑，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：1)膳夫山鼎形制、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；2)山鼎铭文字体、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；3)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；4)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，钟的形制、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；5)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□攸从鼎。

李学勤先生认为，厉王执政之年，文献记载有异。《周本纪》以为37年，而《卫世家》、《齐世家》《陈杞世家》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，今本《竹书纪年》仅13年。据晋侯苏钟已知，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。现据膳夫山鼎37年，可证《周本纪》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。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说（为当年称元），查张表，公元前841年，正月建丑壬子朔，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。

西周月相规制蠡测

李说晋侯苏钟为厉王三十三年器，对此哲并不同意。据哲考证，晋侯苏编钟曆日正合张培瑜《先秦史历表》中的宣王三十四年，而周曆的王正月实际为上年的夏曆十三月，真正的年岁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。也就是说，晋侯苏编钟铭文曆日确实在宣王三十三年（丙午年）。膳夫山鼎曆日也存在类似的情形（后文详解）。

虽如此，李学勤先生对膳夫山鼎的年证，哲还是非常认可的，认为是周厉王器无疑。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点，主要在于该鼎铭文曆日的推定上。李先生是以初吉为月朔为推，出发点就是错误的。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、三日，并不在朔日。何况其说”前841年，正月建丑壬子朔，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。”可知铭文曆日偏离实朔有二日之多，要说铭文合曆谱恐怕过于空疏了。

哲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，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，而且是有规律的。朔、望、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，类节气之二分二至。古先哲以朔不可见，转而以初吉、既望、既生霸、既死霸以代。

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，初吉即胐日。因大小月影响，初吉在二日，则既生霸在十日，既望在十六，既死霸在廿四；初吉在三日，则既生霸在十一日，既望在十七，既死霸在廿五。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，而非王国维所说四分。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，则用以考求铜铭曆日无不中的。

月相词语各家观点

膳夫山鼎铭文首句已载曆日：”隹（唯）卅又（有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”。初吉在庚戌，则朔日在戊申或己酉，正月为大月，则初吉在戊申。查张培瑜《先秦史历表》，自周懿王元年（前900年）下查，有三个年份合。一为前897年1月2日，一为856年1月26日，一为前830年1月10日。之一个年份在周懿王四年，自可排除。第二个年份下距司马迁元年（前841）十五年，似有可能。但其距懿王元年（前900年）为四十九年。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，则懿孝夷三王年数被压缩到12年，故此年份也可排除。

那么铭文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。此年下距宣王元年为三年，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，则年数可视为三年。这样的话，共伯和干政仅为二、三年的光景。这个结论应该是合历史事实的。

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2 0920

依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，周夷王元年为前876年，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，此结论能为铜铭曆日校雠确定。如此鼎：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。可考求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，此器为周厉王器，据此可推周厉王元年。

师询簋也是元年器，铭文曆日为”隹元年二月，既望庚寅。”且铭中有”古亡承于先王”，表明此簋所记史实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，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继，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继承。这样的现象仅发生在周夷王、宣上。搞清此簋的年代则能确定其王世。

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簋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。他认为，西周时期”亡承于先王”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的宣王。宣王前虽有行政之说，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，并不合该铭史实。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，师询簋必是夷王器无疑。

哲对其说深以为然。结合铭中歷日以推，既望在庚寅，则得朔日在乙亥。以张培瑜《先秦史历朔日表》查对校真，并结合哲所拟定毛氏西周断代年表，则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（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），正是师询簋所记史实发生之日。

孝王元年可据曶鼎曆日：”隹（惟）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”，求得在前884年。如此，孝王在位年数为八年，周夷王在位年数为九年。《御覽》八十四引《史記》：「周孝王七年，厲王生，冬大雨雹，牛馬死，江、漢俱凍。」此记载或为史实，则可推厉王12岁即位。

历始革典

周夷王时，王室衰落，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。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，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，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自己的封邑薄姑。但事后不久，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击杀胡公，自立为齐君，称齐献公，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。此次齐国事变表明，周的权威已大大削弱。

与此同时，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，反而愈发严重。尤其是南方的楚国，楚君熊渠叫嚣”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封其三子为王，公然反判周。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，毫无办法，只得任其放肆无礼。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，下定了革除旧典、实行新制的决心，大刀阔斧实行，史称”厉始革典”。

㝬簋为厉王十二祀年器，铭文可谓是厉王的内心独白。此年厉王23岁，作为一个锐意的孤家寡人，面对周夷王留下的烂摊子，难以冲边一群阳奉阴违的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，只能孤独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气。

结合前面所说，”十又四年，厉王生宣王”，表明厉王25岁生宣王，至三十七年奔彘时，宣王大致为23岁；三年后被立，为26岁；在位四十六年，则年寿为73岁。周厉王三十七年流彘，三年后崩，自元年即位到崩年为40年，加上在位前11岁，年寿盖为51岁。

需要细说的是，膳夫山鼎铭文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（周正月初吉庚戌），貌似在周厉王三（辛未年），其实不然。

周人年岁的划分亦是以立春日为起始的，铭文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。和晋侯苏编钟一样，周王正月实际是当年的夏曆十一月。西周春秋时期，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（夏正月），始称元年。夏曰岁，周曰年，商曰祀，所指者同一也，皆从夏正月起算。可见，所谓周王正月，就是当年夏岁的十一月。

《尚书大传》曰：”夏以孟春月为正，殷以季冬月为正，周以仲冬月为正。夏以十三月为正，色尚黑，以平旦为朔。殷以十二月为正，色尚白，以鸡鸣为朔。周以十一月为正，色尚赤，以夜半为朔。不以二月后为正者，万物不齐，莫适所统，故必以三微之月也。”所谓三正，实际上是司天者对本年和下年的调曆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也。夏人是以立春日为一年（卒）始。商认为，确定了大寒日，则可推溯出立春日，故以大寒日为殷正月之始。而周认为，确定了冬至日，则可推溯出立春日，故以冬至日为周正月之始。

逸周书《周月解》说，”周正岁首，数起于一而成于十，次一为首，其义则然。”所以周人取夏岁的十一月间的冬至日为岁首。《史记·曆书》有云：”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于终。履端于始，序则不愆；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；归于终，事则不悖。”这个原则，哲相信在年曆的规制中也存在，就是三正的真正含义。

通俗点说，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，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为周王年之始。西周时期，年的概念和我们今人是一样的，是以立春日为年岁之始。我们现在也是以立春日为干支年的始分点，立春日前一日归于上一干支年。

史记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，而膳夫山鼎的曆日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曆十一月（周之正月），可以推知，国人就发生在周厉王命膳夫山之后，更大的可能就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曆十二月间，也就是厉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内。

可以定论，《史记》所谓的元年在庚申，是司马迁误信了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”年数有十四年”的，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，并非是真实的共伯和干政始年。通过对膳夫山鼎曆日的考证校真，证实了周厉王确实在位有三十七年。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，王位三年，由大臣共伯和代执政。周厉王四十年，王崩于彘，在共伯和下，”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，共伯归共国。”西周行年数为三年，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。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曆点的话，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”元年”。

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

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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